郭美美事件借助网络媒体的深入渲染已经成为一个聚焦万人眼球的历史点,郭美美被网民“人肉”了出来,就她本人而言,很快会被我们忘记,这阵风很快就会吹过去,下一个焦点人物也会顺应时代潮流而“自觉”的出现。郭美美这个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应该生活也颇有不便,谈不上是不幸,她也许是“太幸”了,以致都无法克制自己高调的幸福感,通过炫富来达到心理享受的高潮,而这种全民围观的网络时代给她一定带来了意想不到或意料之中梦寐以求的“成名”感觉,虽然这种成就感是以负面的爆料而爆红。

就郭美美本人,她只是代表了我们时代的一些必须的社会心理矛盾的突破口,她处在了风头浪尖,以导火索的身份来点燃或激化这个社会愤懑心理的火药桶。这个方式的出现,是一种我们社会优良的传统,颇有文革遗风,全民出动,发动群众大运动,而且是自觉的或者是跟风的,总之,大家都出来围观了,参与了,不由自主的搭上一只脚,这种围观是带着情绪的,文革中很多人死了,大家在那时不觉得残忍,总是觉得自己站在革命真理的一边,自己是保卫革命的成果,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时过境迁,大家发现当年的义愤填膺也许是时代的欺骗,谁在骗着谁,而我们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中竟然会那么从众,人的情绪是社会性的,在社会中最容易受到感染点燃,大家都在哭,你也掉眼泪,虽然你不知道为何而哭,只是我们处在这个氛围磁场中。

郭美美是时代造就的一代幸福成功“儿童”,人带着很多虚伪,活在荣耀感中,炫富就自然成为妙龄少女的渠道。郭美美似乎理所当然就代表着发展成果的自然享受或继承者,社会为什么会揪出郭美美,并不是就郭美美本人而过意不去,她长得那么好看,那么清纯,大家没有仇恨与她本人,与人没有关系,就是与这种事过意不去,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成就举世闻名,大家自然是有目共睹,可是,发展的成果怎么分配,时代的分配机制如何样建设,已经是我们迫不及待的问题了,而对于这个问题政府似乎没有有效的办法,人民,所谓的人民就是那些真正的老百姓,对社会的现象也是带着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断了,当年他们还幻想着先富起来的人会带动或反馈社会,拉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看来这是个天真的谎言,财富永远是财富,真金白银,来不得半点虚伪的想象,要不大家都会心里“有戏”的。朝三暮四,《庄子·齐物论》这群猴子不干了,人民百姓也和猴子一样聪敏;朝四暮三,大家高兴,为什么呢?这就是对社会风险的预期,我们是很务实的民族,没有长远的信仰归宿,拿到手的才算数,才保险。对政府未来的承诺不信任,这是非常可怕的公权力的没落,你先给我四个,这样保证了瘊子的心理预期,剩下的三个晚上再给,这样至少风险系数降低;万一政府的分配机制出现贪腐或不信用、不健全的意外事故,我们把“大头”干货已经拿到手了,这对社会的稳定也是一种长效的保障。反过来讲,早上拿到了三个,大头的四个晚上拿不到手,大家一定很郁闷,想着闹点事情,酝酿个社会事件,发泄情绪是很成可能的。

从目前的社会状况来说,革命性的组织不会生成,大家明白还没到那一步,或者有想法也没实力,因为我们的党太强大了,那怎么办呢?这种心理的不悦感必须找个渠道来发泄,于是郭美美顺应了社会的心理需要而出现了,她的出现是以“偶然的必然”来发生的,这个就是社会民众普遍的仇富心理的展示,也是这种心理的战果,人被搜出来了,并且牵扯上了慈善机构,发现慈善里面也有不慈善的存在,大家对公权力的信任度成为目前的低点定位,桌面上话我们都不会相信,潜规则才是真规则,我们信这个。时代走到这一步,大家有饭吃了,温饱解决了,应该说喜悦感常挂在脸上才对呀,无限感激毛主席,可他老人家毕竟走了,没有人再会像他一样获得那么权威的威望,一句顶一万句啦。现在,大家的表情越来越深刻地关住了应有的幸福感,社会幸福度的跌落不是我们吃饱了没事干,而是人这种动物会比较,他看见和自己差不多长样的人高楼大厦、高级轿车、奢侈品堆积,自己的温饱带来的满足感马上降落冰凝,他们为什么那么富?因为他们是富二代,他爸爸是富一代,这么一说,你应该心理平衡了吧,可是大家好像还是不舒服,按照这个逻辑,老爹的江山儿子顺理成章会坐下去,不会禅让,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在这儿不适用,这样推演,富三代...富N代,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穷系列代也是这么个演绎法,大家发现,这样也不对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弱势群体发现自己的很多机会已经被无情的剥夺了,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已经产业化了,他们正在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划定权势“租界”,外人不得入内,也无法入内,围城已经构筑,外面的人想进去,可是里面的人死了命也不出来,跟钱钟书的“围城理论”不一样呀。

这种资源的垄断,机会程序的不公,引发的社会仇富心理愈演愈烈,并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处在历史的低点,当年,你们挨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燃烧的;现在,我们吃饱了,却发现自己没地方住了,也死不了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死无葬身之地,墓地的涨价和房地产是同步或先步啦。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从各个社会资源的渠道渗透,政治、经济的资源被先入为主了,除非你是天才,天将降大任与你,否则你很难出头露面,出头也只是出风头,“探头”一下很快会缩头而归,背景不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中国的崛起模式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成就,这个GDP的增长模式虽然有很多问题,带着暴力倾向,毕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否认的,问题是社会的和谐不是单方面的发展,一枝独大,别处的瘫痪是畸形的。社会方针、法制的进步没有跟进,分配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大口子,怎样分配,政府很难办,人民很着急!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宰制明显也行不通,也很难动摇他们的根基,树大根深,改革出现了拐点,这个拐却横在那里不动,谁也卖不过去,个人所得税吊高到3500元也没用,这个数字对财富分配没有实质的用处,取缔非法收入怎么执行,事实是谁也取缔不了,什么叫做非法在我们国度已经是模糊概念,我们叫灰色带,或者概念是清晰的,执行是模糊的;就像模糊数学不用算账了,勾销吧。我们对官员贪腐的心理底线逐步提升,几百万的贪腐已经不会“大惊小鬼”了,甚至都不好意思叫人家是贪官,再加上人家在位期间还为民办过一点实事,我们甚至同情他,认为他是好官,只是一步不慎,跌落出局。我们的制度无法保证好人不变成坏人,制度造就人,即使我们代替所谓的他们,取得他们曾占有的位子,你头顶的纱帽会不会偏斜污浊,没有人会敢保证;从“法理”上来说,呵呵,我们无法比他们更高尚,更富清廉。坦白讲,换做我,我无法保证我不是贪官,我也许贪得没有前任的多,因为我胆量没他大,能力不足,性质是一样的,在真金白银面前,大家的眼睛放射着同样的光芒,我们没有信仰,很实在,在金钱面前普遍没有罪感。制度怎么样得救人,好制度怎样把坏人也变成好人,监管很重要,监管到位,无人敢以身试法。东西放在摄像头下面,发动监管的“文革精神”很有必要,呵呵,毛主席毕竟会治理人。郭美美事件已经投射了我们习惯于用群众运动来推动社会风气的走向,印度尝试用民间网络揭发监督官员的贪腐,我们国内媒体网站应跟政府配合接轨,用群众的眼睛和政府的决心来打击贪腐、稳定社会的正常生态。民主监督在体制内,要开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们社会的稳定在于我们的党取得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唯一性,这是刚性的执政结构,执政阻力很小,却不利于监督,党外人士都是友好人士,手也软,因为都是摆设,形同虚设。我党权利的制衡需要只能通过自省的方式来开展,需要友好的方式氛围来进行,这种长效机制是“微软”的,政治弹劾需要力度,这种力量需要外部,体制外的推注。

于建嵘认为,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主要有四种应对之策:一、强化当前的维稳体制,可政治和经济成本难以承受。二、用文革运动方式统制社会,可没有毛式的权威领袖。三、用革命的方式重构政治体制,可社会风险十分巨大。四、推进县级政权改革,放开人大选举,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维护公民法定权利,可执政者不愿意。

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法杖,拄着这个我们也许要走很多路,没有公正,连机会平等的基础都找不见,社会前进的路会充满变数,毛主席当年自信地说: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与美国的较量是长期存在的,要对美国的挤轧作出有力的反击,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的话在这儿是真理,灭亡一个国家是不容易的,内乱是很可能的。蒋委员长当年就吃了这个亏,他的话还是说的对,血泪之言呀!

其实,细想中华文明从来都是在政权中体现为专制的统治,宋朝、满清的GDP达到世界第一,无法挽回改朝换代的命运,看来GDP不是万能的,神话依然是神话。改革要进入制度的深层,得动摇或限制一些既得权利、利益的膨胀,我们历史中长期培养的“良民情怀”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利的,只要能够活着,活着就好;鲁迅称为的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在现代社会,良民依然是良民,时代不是那个时代了。虽然言论的自由没有我们想象中应有的那么好,社会的情绪是无法压抑的,上世纪80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次情绪爆发,爆发得那么决裂,那些人是爱国的,不管他们表达的方式是对是错,我感觉那是五四精神的传承,可惜这样的传脉现在几乎看不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上世纪80年代不一样了,虽然有愤青,里面夹杂很多“粪青”,能够站出来的“取义成仁”者见不到了,在黑暗中会吼出很多声音,杂乱无章,于事无济。但毕竟是一种声音,而且在传播,大家在围观。这就是现在的表达渠道,希望权威不要限制这种声音渠道的正常畅通,不能像周厉王时代的“路见不语,示之以目”。那才是悲剧的开始,目下,对言论的监管似乎还带有王朝的做法,让你说一嘴,但不能多说,查之有疑,立删勿等。自由是从言论开始的,这是最低的要求。

当社会的仇富心理成为一种社会心态,而且是常态,仇富就演变为仇恨,这种恨不光是对富人的,发现根子在于政府的执政理念和作为的倾向性,“不良民”报复社会的心理会出现,这是可怕的。郭美美大家很快会忘记,比她富的人多得是,慈善依然是慈善,慈善事业里面夹杂很多商业私利,我们捐出去的爱心到底爱了谁?

中国的崛起是大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以改革开放中经济的崛起为突破的,中国的崛起是有特点的,我们却很难说出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归结为中国特色,与中国有关的特点都一言蔽之为中国特色。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不希望战争,这么多年的经济积累,多年无战事,现在到了一定层面,要突破瓶颈就需要战争来带动解决问题,否则,中国在美国的合纵包围中无法突围,南中国海是一个口子,中国现在也死守不放,这儿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是并存的,中国崛起的模式下一阶段会转入对抗阶段,对美国的包围作出高调对冲,主要是外交,不排除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继续发展和大国的地位。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以前瘦弱时你必须忍让接受强者的欺侮和领导,等你强壮起来,你要继续发展,在以前的被动模式中就必须走出来,这个步骤形成对原有权威的挑战,因而冲突和对抗必然会出现,你必然要应对,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必然的选择,没有退路,当然中国式的太极拳套路任何时候都在使用,但大势已如此。

从郭美美事件,我们看到社会心态,从社会仇富心理和对公权力的不信任看到大国崛起背后的隐患,居安思危,下一个崛起模式就是突破美国为首的包围圈,赢得国际地位;同时,对内寻回社会公正,攘外必先安内,我们的基尼系数过了国际警界线,充满未知社会风险。崛起的模式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期待!